丁玲，与沈从文结识于1925年初。沈从文向《京报》投稿与胡也频相识，丁玲听胡也频说沈从文“长得好看”，特意与胡来看望，从而开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剪不断理还乱的沈丁恩怨。1925年初，沈从文因向《京报·民众文艺》投稿而与胡也频相识。不久，丁玲听胡也频说沈从文“长得好看”，特意和胡也频一同来看望他，从而开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剪不断理还乱的沈丁恩怨。

因同为湖南老乡(丁玲出生在安福县，即现今的临澧，与凤凰共傍一条沅水。)，如今又漂流在京，对故乡的怀念，很快就拉近了两人的距离。当时，丁玲独自住在通丰公寓，正打算报考艺专。在沈从文眼中，丁玲是个“圆脸长眉大眼睛的女孩子”(《记丁玲》，第32页)，不爱修饰，有一点男人气质。沈从文与之相识时，胡也频已经爱上了她。丁玲事业受挫，又时常思念夭亡的弟弟和远在家乡的母亲，心情抑郁。不久，她便独自回乡看母，胡也频随后徒步尾随而至。当沈从文1925年中秋节再度与他们重逢时，丁玲已经接受了胡也频的爱。丁玲与胡也频重返北京后，全靠丁玲母亲接济。因经济拮据，两人又年少，时常为一点小事争吵，沈从文从此充当了和事佬和救火队员的角色。

三位爱好文学的青年，因发表文章屡受屈辱，便萌生了自己挣钱办一个刊物的想法。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只好画饼充饥。后来，丁玲和胡也频在北京待不下去，两人又返回湖南。这期间，胡也频经常将诗稿寄给北京的沈从文，托他转给渐趋熟悉的《晨报》和《现代评论》发表。由于胡也频、丁玲的字体和行文方式与沈从文不分伯仲，刊物和读者几乎都误认为也频、丁玲是沈从文的另一笔名。为此，沈从文、丁玲和鲁迅之间还引起了一场严重的误会。1925年4月30日，丁玲因上学无望、处境艰难，向鲁迅写信请教人生的出路问题。鲁迅不知丁玲其人，向人打听，听孙伏园说，周作人也曾接到同样信件，笔迹很像休芸芸的(沈从文曾在周作人编辑的《语丝》上发表过《福生》，周作人自然记得他的字。)。鲁迅便认定此信是沈从文化名而写，而他本人又最讨厌男人化用女人名字，所以未曾给丁玲回复。这种误解，导致沈从文在鲁迅生前未曾谋面。当然，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彼此在文学上取得成就的欣赏。

1925年徐志摩主编《晨报副刊》后，沈从文的文章得到了较多的发表机会，他开始在北京文坛显露头角。从1924年12月发表处女作《一封未曾付邮的信》，到1927年底，沈从文已出版了《鸭子》和《蜜柑》两个集子。抒写的主要是他“生命所走过的痕迹”(《致唯刚先生》，《晨报副刊》1925年5月12日。)的往事回忆和平生遭遇。

《今寓言》冯雪峰著1928年1月，沈从文从北京来到上海。两个月后，胡也频和丁玲出现在沈从文面前，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杭州。当天晚上，丁玲和胡也频又争吵了一宿，此次龃龉不同以往，原因是在北京时，丁玲想去日本，由王三辛介绍湖畔诗人冯雪峰来教她学日语，丁玲为冯雪峰的文学才华和人格魅力所折服，从灵与肉方面都深深地爱上了冯雪峰。爱情的火焰愈烧愈炽，丁玲奢望以时空来割断她和冯雪峰之间的感情，叫他独自离京南下。可冯雪峰走后，她却难以忍受对他的思念，便尾随而至，并叫冯雪峰在杭州葛岭预先为她和胡也频租房。此次路过上海，她与胡也频的争吵自然不同以往的琐事，牵涉爱与不爱的责难。第二天，丁玲和胡也频就去了杭州。不到一周，胡也频独自一人返回上海。后来，丁玲几经挣扎，难以舍弃她与胡也频几年来相濡以沫所建立起的“坚固的感情联系”（尼姆·韦尔斯:《丁玲——她的武器艺术》，转引自《丁玲研究在国外》，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。），回到了胡也频身边，丁玲和胡也频、冯雪峰之间的感情纠葛才算暂时了结。

从此可以看出，沈从文在这场三角恋爱中只是一个配角。由于他与其中的当事人相处日久，又时常同住一个公寓。不久，有关他和丁玲、胡也频之间“三角恋爱”的消息，在上海滩不胫而走见（《作家腻事》，上海千秋出版社1937年版，第18～23页。）。在武汉大学教书的沈从文此时并不知晓，直到1931年1月，他返回上海过寒假时，始才风闻。同年8月，他在《记胡也频》中对此事也有隐约的透露。20世纪80年代，丁玲读到《记丁玲》时，甚为反感文中的“同住”字眼。诚如凌宇所言:“同住”与“同居”在汉语的词义中，是明确无误的，不应有歧义。丁玲忌讳沈从文在文中的“同住”与她当时的整体心境有关。（参见凌宇:《沈从文传》，第240页。）事实上，他们之间的“三角恋爱”纯粹是上海小报的造谣。

可如何看待沈从文与丁玲的关系，研究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，其一认为，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会超出朋友的范围(同上书，第241页。)。其二认为，他们相互爱过如闵建国就持此种观点，认为沈从文对丁玲爱得细腻而悲伤。(参见闵建国:《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婚恋与创作》，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,第266页。)。前者仅仅论证了丁玲不可能喜欢沈从文，因为在她眼中的沈从文一贯“软弱”、“动摇”和“胆小”。沈从文对丁玲的感情如何，未曾涉及。后者，仅提出观点，并未佐证，自然不可信。那么如何看待沈从文与丁玲的关系呢？或许金介甫的观点较为公允。他考证沈从文在1926年3月曾为丁玲写过一首爱情诗《呈小莎》，诗中有这样的句子:“你是一切生命的源泉，/光明跟随在你身边:/男人在你跟前默默无言，/好像到上帝前虔诚一片——/在你后边举十字架的那个人，/默默看着十字架腐朽霉烂。”丁玲在与沈从文初次见面时也夸他“长相俊美”，但他们之间的关系，至多只是“沈从文早先对丁玲产生过柏拉图式的恋情”而已(参见《凤凰之子:沈从文传》，第121～168页。)。朋友抑或恋人？似乎二者都不全面。男女之间除了友情和爱情外，应该还有介乎友情与爱情间的感情，这或许就是今天流行的“第四种感情”。这可以从他们之间的交往，特别是胡也频死后沈从文的表现得到佐证。

1928年7月，丁玲隐忍着对冯雪峰刻骨铭心的爱，和胡也频一同从杭州返回上海。胡也频受昔日熟人彭学沛的邀请，担任他主编的《中央日报》副刊编辑。他们仨曾经想创办自己刊物的梦想终于找到了实现的平台。为此，他们同在上海萨坡赛路204号租房而居，并分别负责刊物的出版发行。1929年1月，由胡也频负责的《红黑》杂志和沈从文、丁玲负责的《人间》月刊正式出版发行。奉行文学“独立”的办刊方针，在政治斗争和经济压迫的双重挤压下，是注定行不通的。《人间》、《红黑》分别在出了4期和8期后，就难以为继。然而，他们文学理想的实践收获还是很大的。他们不仅各自在此期间写了许多作品，如沈从文取材苗族传说的《龙朱》和《媚金·豹子与那羊》，胡也频的《光明在我们前面》，丁玲的《韦护》等，而且还以“二○四号丛书”和红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七种小说单行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