英国人设立这个“最糟性爱描写奖”，是想反对不知所云、喋喋不休的多余性描写。但实际上却为作家和出版商们制造了新闻与话题

每到年末，伦敦的“进进出出”酒吧(InAndOutClub)总有一天特别热闹，无数作家、明星在此聚集。他们参加的，是英国文学界一年一度的“最糟性爱描写奖”颁奖礼。

“最糟性爱描写奖”是由英国《文学评论》杂志于1993年创办的。这一奖项的目的是，“促使作家和出版人把那些荒诞的、肤浅的、难堪的，没必要的性描写，剔出他们本来健全完好的小说。”

今年的颁奖日定在了11月25日。与以往不同，这一次还特别增设了“终生成就奖”，获奖人是勤奋多产的“美国兔子”约翰·厄普代克。厄普代克已经连续四年，借着他书中那些“不是嫖妓就是通奸，甚至公媳乱伦”的性文本获得提名，可最终总是落败。

主办方认为，厄普代克能够四次提名，实在难得。他之所以一直没获奖，实在是对手太强劲。而他常年来的表现，倒是很稳定，而且每次都不乏亮点。比如，2005年厄普代克曾凭小说《村庄》入围，书中通奸的主人公这样赞美情人的私处：“它一点儿也不像菲利丝那儿。这个更滑、更简单些，体液没那么稠，不像酱汁，倒更像冻胶。最诱人的是，她总将双腿摆成欢迎造访的M型。”

厄普代克虽嘴上说他把“最糟性爱描写奖”和曾经得过的普立策奖、美国国家图书奖，以及欧·亨利奖看得一样重，但对这份迟来的“荣誉”其实一点不领情。他借口说因为他恼人的牛皮癣，所以一天也离不开灿烂阳光，伦敦雾蒙蒙的天气他受不了。因此，就不来参加颁奖礼了。

厄普代克在历年来的获奖人中，算是个异类。其他作家几乎都是乐呵呵地跑来领奖。甚至有人发表过这样的获奖感言：“真希望所有入围的作品段落，都出自我手”。今年拔得头筹的，是伦敦市长的小说家妹妹——蕾切尔·约翰逊。她将书中主人公“爱抚的手指”比作“被灯罩困住的一只飞蛾”，把他的舌头比喻为“如一只猫仔细舔食牛奶盘子，不放过任何一滴” 。

蕾切尔在颁奖现场，抱着那只“脚形石膏奖杯”，激动得好像抱着奥斯卡小金人。她说获奖理由中“本已健全、完好的小说”，是对她文学造诣的充分肯定。另外，能和诺曼·梅勒、塞巴斯蒂安·福克斯、汤姆·沃尔夫这样的著名作家一同位列得奖者名单，真是“三生有幸”。她还说，自己的目标是：“向获得终身成就的厄普代克，看齐！”

谁比谁更荒谬

《文学评论》的编辑认为，今年上榜的“糟糕性爱描写”风格非常多样。有的，将性爱写得过于严肃，比如小说家保罗·柯艾略的新书《布瑞达》，那段“人行道上的激情表演”，好像“生理卫生课教程”，而且发生地点也实在诡异。还有一些，则是太。历史学家西蒙·蒙特菲奥尔在他的首部小说《萨申卡》中，描写了一个原本行为拘谨的前苏联女党员，遇到了一个放荡不羁的作家。评审们一致认为，书中一箩筐的性事去掉一半才刚刚好。

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新闻秘书，阿拉斯代尔·坎贝尔凭借新书《心中的一切》，也赢得了提名。早年，鉴于职业身份，她用RivieraGigolo等化名为《论坛》杂志写些色情作品。尽管有这样的练习，可新书中那段“长椅上的性事 ”，还是将她推上了榜单。坎贝尔觉得自己的小说“本质上非常严肃”，那是一个关于狼群、狼性的故事，而她所写的性爱，也只是关于狼。评委们则觉得，长椅、狼、性，这三者联系起来，“实在荒谬”。

荒谬，是历年评选中出现率最高的词语。比如，去年的获奖作品——已故作家诺曼·梅勒的遗作《林中的城堡》，就是以荒谬胜出。梅勒在书中先是费了大量笔墨描绘精子、卵子的相遇——“每个孤独的精虫，都游走于子宫的汪洋，那卵子大得就像巡洋舰”。之后，他又把男性性器官，描写成“柔软如一团粪便”，而男女交媾则像恶魔附体后的群魔乱舞。即便书中这番云雨后孕育出的结果将是希特勒，但评审们还是认为，梅勒的手法实在缺少文字美。

和梅勒的“粪便”比喻类似，英国美食评论家科伦，也是凭借着对男性器官的“奇异想象”在2005年获得“最差性爱”殊荣。在他的首部小说《Winkler》中，他把男主角的阳具写成“像掉到空空如也浴缸中的‘花洒’，弹来弹去的”。评委们说，正是那个过于激动的花洒，令科伦独占鳌头。另外，他那些长得没完没了的句子，扭来扭去，就如那个花洒一样。

那一年，厄普代克的《村庄》，就是败在了科伦的“花洒”下。同时落败的，还有拉什迪，他的文字确实不和科伦共处一个“荒谬级”。拉什迪不过是写：“她一丝不挂地站我面前，只有一个小火盘在她腰下燃烧，令干柴烈火，热上加热。于是，我们互相抚摸5个地方，用7种方式接吻，最后用9种姿势缠绵。”

大概是觉得拉什迪的“数字描述法”毫不深入，点到即止。于是，美国作家汤姆·沃尔夫在他的小说《我是夏洛特· 西蒙斯》中，将性爱步骤逐一分解：“他们的舌头，滑啊滑啊滑啊滑。他那只手，聚精会神地、全面探索她的躯体，而不仅仅是那些耳鼻喉科的洞口。”沃尔夫果真凭借这一段，得了下一年的 “最差性爱描述奖”。不过，站在领奖台上的他，并不十分满意。他说：“大家怎么完全没有读出，我这段描写的社会反讽意味呢。”

《文学评论》的编辑说，在十几届的评选中，让他们印象最深的，还是第11届的得奖人，印度年轻作家巴哈尔。巴哈尔当年之所以可以击败美国作家保罗·瑟罗、巴西小说家保罗·科埃略，以及英国导演艾伦·帕克，是因为他那段隐晦的“ 汽车超速行驶式床戏”。

巴哈尔写道：“她不断给你的机器注满油料，你的转速表达到了新高。不能再等了，否则会失去最佳时间。她把布加蒂牌小汽车的油门踩到了头。你或许想，她可以像大众汽车那样匀速行驶，从你的油箱中挤出最大的里程。但她却让汽缸全力燃烧，将道路吞噬殆尽。”

为何会把性写成这样？巴哈尔本人的解释是“迫不得已”。因为印度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，让他不得不打“擦边球” 。让评委们记到现在的还有巴哈尔获奖后的表现。他站在领奖台上激动地说：“尽管这个奖不能光宗耀祖，但至少可以让我的名字传遍五湖四海。”巴哈尔的出版商也看准这是个卖点。正是他们，给他买了机票，让他专程飞到伦敦领奖。出版商还表示，一定要趁热打铁，加印巴哈尔的所有作品。

因为“滥”，所以“烂”

其实，脐下三寸那一段，历来都是文艺创作者们最钟爱的一部分。而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畅销书——十五世纪的诗歌集《姿势》，就是和“性”有关。书中包括16首诗，每首诗都配着一幅插图，诗歌和插图的画面直接描绘了男女交媾场面。

书中的性描绘，以当时的社会标准，简直“罪不可恕”，但和现代作家相比，倒也不过尔尔。“分开腿儿惹人看，压断老娘肋骨俩”，已经算最露骨的了。《姿势》问世后，马上被列为禁书。可在民间，却隐秘传播，不断被重印。如今倒也留下了几页碎片，收藏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。

随着时代变迁，人们对文学作品中“性”的接受度也逐渐增强。文学巨匠莎士比亚只是在《罗密欧与茱丽叶》中，写了些一语双关的“荤笑话”，就被剧作家R.格林骂作“一只说着混账话，暴发户式的乌鸦”。甚至有一位叫做包德勒的英国医生，专门整理了一套的《家庭版莎士比亚集》，大肆删减原著内容，为的只是“让一个男人能够在他女儿面前，毋庸顾忌地朗读它”。

当年，D.H劳伦斯由于作品色情总被禁，他每天忙着向民众宣传：“性这个东西是美好纯洁的，正是因为人们的思想龌龊，用有色的眼镜去看，才把它变成了一种肮脏的小秘密。它本来就该光明正大地写出来。”

那时的劳伦斯不会想到，多年后，他所向往的“光明正大的性描写”终于实现了。可代价却是，更多时候，“性”沦为了取悦读者的工具。它背离了纯洁，向着庸俗前进。其感觉，如同把纳博科夫的《洛丽塔》强加一个闪亮的副标题——异乡变态情。

“最糟性爱描写奖”的创立，就是想向文学界提个醒：本来干净清爽的作品，何必生拉硬拽些“多余的性”。即便是必须的性描写，也不能为了制造噱头，抛开艺术美感，乱说一通。“滥性”，正是“烂性”产生的原因。

当年那些评委，还曾拿出英国的另外一项大奖——“驴唇马嘴奖”作为类比。为了直观，他们把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一段“获奖文字”当作“反面教材”。拉姆斯菲尔德的话，说得云里雾里：“就我们所知，有些事情早已是众所周知的。有些事情我们知道自己知道。我们也知道，有些事情早已是已知的未知。”——“最糟性爱”的评委们认为，现在的作家，在性描写上的喋喋不休，不知所云，功力丝毫不在拉姆斯菲尔德之下。

但十几届评选办下来，评委们反倒迷茫了。获奖者们大多都像那位印度小伙巴哈尔和他的出版商那样，懂得化不利为有利。批评性的曝光，反倒为他们制造了新闻与话题。“他们的作品更畅销了，他们之后的写作不是更谨慎，反而更加轻率随意，信马由缰。”一位评委在今年颁奖后感慨说：“看看厄普代克，这些年来，几乎所有新作都上榜。我们真的怀疑，这个评选的作用，是好还是坏？”

评委们在每年的颁奖礼上都说，真希望这是最后一届了。他们一遍遍列举着心中那些美好的“性”：薄伽丘的《十日谈》中，性的描述是自然与人性的回归，是划开漫漫中世纪黑幕的一把利剑；劳伦斯的《虹》，将性爱展现得万般风情；《北回归线》、《性爱之旅》里，亨利·米勒的性描写清晰动情。

或许，文学中的性爱，最关键的是要懂得“节制”。服务主旨，烘托主题，让作品的艺术性向前迈一步，便是功德圆满了。切不要借题发挥，肆意而为。借用李安对《色·戒》的解读：“色，是我们的野心；而戒，是怎样能够适可而止，不过分，不走到毁灭的地步去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