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‘坚决要求枪决作者张扬’的口号就写在湖南省法院的案卷里，底下摁满了贫下中农的红指印。”两天前，顾志成摊开两本印有“向革命英雄学习”字样的红封皮《第二次握手》手抄本，对记者追忆起30年前的那段往事。当时，小顾只是《中国青年报》文艺副刊“向日葵”的一名年轻编辑。今天满头华发的老顾仍能脱口说出那个日子：1978年12月15日。这天，她赴湖南调查《第二次握手》手抄本事件。

其时，《第二次握手》手抄本成为私下里最受读者追捧的读物，位列《一只绣花鞋》、《梅花党》等几大手抄本之首。该书描述了苏冠兰、丁洁琼、叶玉菡等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、爱情和命运，同时还刻画了周恩来的形象。“周恩来”、“知识分子”、“第三者”、“海外关系”、“爱情”等那个年代所有的敏感元素，该书几乎都触及到了，有些章节甚至还有“穿着薄薄的泳衣”、“胸脯起伏着”等描写。这些违禁文字大大触怒了“四人帮”，“文痞”姚文元怒斥该书“不是一般的坏书”。也因此，1975年1月7日，正在湖南浏阳中岳公社当知青的作者张扬被拘捕，并被定为死刑犯。

即使是1978年年底的湖南，从北京去的顾志成，仍然不是个受欢迎的人。她不仅要接受接待方敌对和审查的眼光，出示的介绍信和工作证也被里外翻了个遍。两天里她被迫搬了3次家，最后只能住进30人一屋的信访招待所。

然而，面对省公安厅的人，顾志成正告对方：“这是一本好书。张扬一案搞错了，应该纠正。”

“纠正？你知道这个案子是谁批的？”他们反问。

顾志成知道这个“谁”指的是华国锋，也强硬起来，反问道：“那彭德怀的问题又是谁批的？”

她受到严厉斥责：“你们是什么记者？为什么为反革命说话？！”顾志成找到省委领导，同样受到质问：“你们青年报是共青团办的，怎么管到我们省委头上来了？！”

为了拿到第一手证据，顾志成来到张扬插队的山沟里进行调查。那里距公社所在地尚有300公里。从老乡那里，顾志成弄清楚了所谓“张扬毒死了贫下中农大肥猪”、“张扬杀了人”的证明材料，是由“上面”来的人代写的。“他们说张扬写了一本反毛主席的书。谁反毛主席，我们就打倒谁嘛。”贫下中农对来访的记者说。

1979年1月9日，《中国青年报》在第三十六期内参《青运情况》（机密）上，以《〈第二次握手〉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平反出狱》为题刊发内参。很快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闻悉此事，在听取了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汇报后，指示“先写个简洁的书面材料，待我批示后，报社和出版社就可以用电话通知湖南方面，尽快结案放人”。

1979年1月20日，《中国青年报》在一版右上角以《手抄本〈第二次握手〉是本好书》为题发表读者来信，并配发编者按：“本报复刊后，接连收到读者来信及书评，为在‘四人帮’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被打成‘反动小说’的《第二次握手》鸣不平，要求调查这本书的情况，为它平反。读者指出：这本书曾在许多地方青年中传抄，后被清查、收缴，一些同志因这本书而无辜受害。这是落实党的政策应当解决的一个问题。本报与中国青年出版社一起，对此做了专门调查……

写《第二次握手》的青年业余作者张扬同志受到严重迫害，并且株连了许多青年传抄者受到批评处分。对于‘四人帮’造成的这场文字狱，必须全部推翻。”

3月10日，《中国青年报》再次刊登《要有胆有识地保护好作品手抄本小说〈第二次握手〉调查记》，客观介绍了《第二次握手》广泛传抄的事实和冤狱形成的过程，同时指出“有关公安单位不能公正对待这部作品”。

经过1471天漫长的煎熬，张扬终于出狱。身患肺病的他，被直接接到北京结核病医院住院治疗。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分担了他的全部医药费。

就在张扬的身体逐步康复的同时，他的精神也受到极大的鼓舞：从1979年3月中旬至4月底，《中国青年报》将《第二次握手》手抄本缩编到6万字，分期连载。

“当年，是中青报救了我的命啊！”这是时隔30年后张扬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的第一句话。

他至今记得，当时每个单位的人翘首盼望《中国青年报》到来时的情景。“各售报点都排起了长龙。”他回忆道。据说，上海街头邮局的玻璃都被挤碎了。一时间，电台连播，全国上百家剧团将《第二次握手》改编成话剧、评剧，电影《第二次握手》开始筹拍。后来张扬所到之处，人们便会嚷：“快看，快看，苏冠兰来了！”

《中国青年报》一些老报人仍记得，当时报社接到过某公安分局的一个电话，称他们那里还关押着一个传抄《第二次握手》的犯人，问该书“是不是真的平反了，真平反了就放了他”。报社的同志大声说：“对，确实平反了，放人吧！”

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分别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若干信件，自称“张扬”或自命为“《第二次握手》的真正作者”。从当初避之不及到现在趋之若鹜，足见这组报道在大众中产生影响的深度和广度。

很快，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了《第二次握手》的印刷本。《中国青年报》再次刊发消息《受青年欢迎的小说〈第二次握手〉出版》。自1979年至1983年，该书累计发行430万册。

张扬感同身受地说：“《中国青年报》的这种影响，不是能以数学公式的方式计算的。在精神焦渴的时代，它的作用是一个宣言书。”还有评论认为：推动《第二次握手》从“地下”步入“地上”，绝不仅仅是转变一个人的命运，更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思想解禁、精神松绑的一面旗帜。

10年前，《中国青年报》刊载的《〈第二次握手〉是本好书》的读者来信，已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为“改革开放二十年文物”。如今又过了10年，北京地坛书市“新闻出版三十年成就展区”中，《第二次握手》仍被列在“改革开放初期读物”的首位。